中国新春呈现高质量发展“加速”态势******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题：中国新春呈现高质量发展“加速”态势
新华社记者
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台空调压缩机在南昌海立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下线，“而这个速度也难以满足订单需求”；
北京东六环地下41米，国内在建最长城市地下公路隧道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有力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协同发展；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今年初对印度尼西亚正式生效，中国700多个税号产品实现对其出口“零关税”。
开年以来，中国各地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起跑就是“加速度”的“拼经济”过程中，力争以新气象新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春节假期刚过，中国一批重大项目招引与建设“加足马力”，积极发挥有效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重庆今年计划实施市级重大建设项目1123个，总投资约3万亿元；陕西省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宣布795个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5646亿元……
“与往年不同，今年开工的重点项目中，先进制造业投资占比超过20%。”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李生荣说，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结构也更优。
年初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显示，中国多个省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锚定“大力推进”和“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及数字政府建设。
北京、贵州提出2023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42%、40%左右；江西计划培育数字经济“专精特新”企业100家以上，广东提出新推动5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我们参与了3部兔年春节档电影的制作，助力影视行业解决后期渲染成本高、周期长的痛点。”贵州贵安新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邓周灰说，数字经济在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方面加快裂变。
多地推出“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等新举措，壮大新产业、新业态。
新年伊始，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围绕“智慧能源及新基建”与相关部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光储充检智能超充站陆续在宁德、龙岩、福州、泉州等城市落地。
“光储充检集合了多种技术，公司每年科技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均超过10%，研发工程人员占总人数近40%。”星云电子公司总裁刘作斌表示，今年计划在更多大中型城市推广应用，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服务。
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题中之义，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是重要内容。
“2023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着力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更增强了我们的底气与信心。”山东太阳纸业公司副总经理刘纪营表示，今年将建设生物基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持续为达成“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近年来，太阳纸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将产品纯度升至96%以上，污染物排放降低10%，后经下游企业加工，制成纯天然再生纤维，让污染降到最低。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各地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
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一块面积为92.85亩的土地等待企业“云读地”“云选地”。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集成创新，“土地超市”已实现全口径出让收入411亿元。
云南持续扩大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加快发展口岸经济，江苏推进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开年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地方发展“热词”。
随着RCEP深入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共建，在广西北部湾港，陆海联动，一派繁忙。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北部湾港将继续强化RCEP优势服务航线，重点开发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货源市场。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新年伊始，中国各地持续推出实招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让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福建省首部专门的养老服务法规《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海南宣布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万个，建成乡镇寄宿制学校100所；河北提出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2万套以上，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5万套……
“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源于更加灵活和高质量的发展。”欧洲《现代外交》网站1月31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将继续沿着高质量发展道路稳步增长，同时为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作出贡献。(记者马欣然、周文其、向定杰、邓倩倩、张昕怡、罗鑫)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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